呼唤中国赌球合法化“伪博彩”东施效颦藏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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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足球发展日新月异，即使在中超也概莫能外。当高洪波将世界流行阵型4231嫁接到国足头上之时，也更加证明了在数码时代世界各国的距离仅能以微米计算。当然舶来品不仅仅是这些，赌球这一令世界足坛谈之色变的产物也流入中国市场，当然如果究其学名却有着一个不错的称呼——博彩！

至今为止在中国已经查获多起地下庄家的赌球案件，涉案金额也屡创新高。从最初的几十万到如今的动辄上亿。这还是单起，如果将赌球金额累积起来，已经超越六千亿，令人触目惊心。赌博的魅力毋庸多言，无数人屡屡不惜动用**疯狂下注，只求瞬间发达。但绝大多数人的命运只能用凄惨二字形容。而大量资金流出境外，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中国赌球的不合法化。而反观世界足球发达地区，英国已经将赌球合法化，那么的起因又什么呢？如今效果又如何呢？

足球博彩起源

19世纪末现代足球诞生后，赌博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足球领域，第一次博彩活动，是1872年3月16日进行的首届足总杯决赛。随后，在海外扩张中富起来的英国人民，开始了疯狂赌球。有利可图的博彩商们，也开始不满足于仅仅收取小费，他们试图去影响比赛结果。最著名的莫过于1922年濒临降级的曼联以2比0蹊跷地击败了强大的利物浦而保级成功，在当时，球员收受庄家、对手的贿赂也较普遍，并不比今天的中国差多少。

这一现象引起英国政府重视是在1964年，这一年，托尼？凯成为了英国足球历史上第一位被司法机关认定打假球的球员，这位谢周三队的球员和两个队友一起向博彩商投注，买自己的球队输。最后，托尼？凯被罚款150英镑，监禁4个月，终身禁赛。

托尼？凯事件迫使英国政府开始重新思考对于赌球的政策，他们的思路是让赌球逐渐合法、公开化，由政府进行严格监管。1960年，政府开始对各种民间博彩机构进行合法化认证，1968年，英国的博彩法案开始允许开设公共赌场。而司法机构、审计部门也参与其中，对足球联赛进行监督。

英超博彩现状

尽管有严格的监管，但我们仍会时不时听到英超有假球的新闻。但英国国内的博彩公司，基本已不再去操纵比赛，如著名的格罗贝拉案件，其操纵者便是东南亚的赌博集团。而这些东南亚赌博集团也很难直接控制比赛结果，而是采取歪门邪道。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是97年英超便有三场比赛停电。但是在规范化经营后的英国博彩业，一旦比赛因故终止，按行规是直接将赌注退还押注者，这就避免了暗箱操作的可能，这就是英国博彩业自律的表现。

合法化对英国联赛最大的正面作用，来自于庄家的自律。根本原因，在于其盈利模式的转变，在地下赌球的状态下，由于庄家生存状态的不确定性，随时有被扫荡的危险，因而它们往往选择短频快的盈利方式，即通过操纵比赛结果，一次性获得数百倍的巨大利益。中国国内庄家有一种说法，叫“三年做庄，三年坐牢，养活三代”，即是这种心态的最好表述。

中国足球博彩的探讨

由此可见将赌球一厢情愿视为洪水猛兽，等同于作奸犯科严厉打击并不可取。如同大禹治水疏而堵之，不如疏而导之。中国足坛最近的扫赌风暴，揭开了中国足坛新的一页。但寄望于公安部打击之下，从此赌球就在中国销声匿迹，无异痴人说梦。巨大的利益面前，铤而走险之人层出不穷。单纯用高压政策只能说缓和了一时的矛盾，从长远看却是治标不治本。而相关部门显然对此有一定的认识，在彩票玩法中增加了一些借鉴国外赌球博彩的玩法，希望能创造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另类赌球”，但从效果上来说，却并不显著。究其原因就在于，金额偏小，规矩增多，回报有限。

有英超赌球合法化为参考，证明了赌球并非足球发展的毒瘤。而在中国职业化发展的十多个年头里，对于赌球防范措施不可谓不严，但最终结果却是球员与俱乐部高层相互勾结，从个体产物发展到集体作案，更甚者甚至有中国足协人士参与其中，赌球群体日益庞大。无孔不入的赌博集团当然是其中一个诱因，无论球员还是俱乐部高层乃至足协官员，终究是肉体凡胎。若要他们做到视钱财如粪土显然不大现实。赌球合法化并不是根治假球的最终办法，但却能使得假球在相当程度上得到遏制，遍观世界各国那些博彩不合法的国家，公众无从知道博彩集团与球队之间的关系，很难进行监督。而在赌球实行合法化之后，英超的假球数量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甚至当地庄家勇揭黑幕者也不在少数，既然如此何必漠视他国经验呢？

历史证明博彩和体育是密不可分的，放任地下庄家发展，不如在有效的监督下使其合法化。中国现有的足球篮球彩票其实就是一种“伪博彩”既然打着擦边球也能回收小部分市场资金，步子为什么不能再扩大一点。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体彩中心的人在培训时，清一色请的全是国外赌博公司的专家，理念全是欧美博彩那一套。但最终实行的却是另一套“土政”。如此中国特色的东西与东施效颦又有何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