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赌庄】第四章 倾轧与操纵

Hsina

　　●他采取了一种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手段：在比赛的下半场制造停电事件，从而使比赛不能进行，然后按照地下赌球一直以来所遵从的一项规则——下半场比赛中无论因何种原因导致比赛中断，均被视为不可预测的外力所干扰，当时的比分就算无效。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不利于自己的赛果取消，化险为夷。

　　林氏家族的赌盘也出现了很多次摆不平的情况，并且这种现象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林氏的规模做得越来越大，引起其他一些庄家的不满愈烈。最初我们发觉有的庄家会在封盘之前最后时段突然抛出大笔资金来投入我们的盘口，这往往使得我们事先费尽心机达成的盘面平衡被冲得七零八落。庄家之间互相倾轧、互相拆台的时刻终于开始了。一方面，我们为自己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投注金而感到兴奋；另一方面，又对由此产生的更大的风险而感到担忧。

　　那年夏天，九师傅带我去吉隆坡参加了林氏集团的一次业务研讨会。那次会议参加的人数很多，主要是林氏集团在大马各地的代理商，另外也有跟林氏比较要好的Euro Bet赔率在东南亚代理公司的负责人，以及两家香港地下赌球公司的要员。

　　这次怪异的旅程使我一开始就已经预感到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要发生。果然，在晚餐会上，香港地下赌球公司的头目廖先生公开提出了一个方案：在英格兰联赛中建立自己的人脉网络，用钱买通关键人物，制造我们所需要的比赛结果。

　　廖先生毫不掩饰地为此解释说：

　　“英格兰联赛现在出奇地火爆，赌金额在全球也是数一数二的，我们若是顺其自然，那无异于坐以待毙，这样的傻事我们怎会干呢？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存在什么君子，大家还是议议如何操作吧。”

　　会场一片寂静。

　　其实，操纵球赛是每个赌庄都干过的事，本没有什么新意了，问题是英格兰联赛赌金宠大，万众瞩目，若想让远在亚洲的我们把它控制在手里，输赢在我，实不是件易事。

　　沉寂之际，林氏集团的当家人竟第一个打破沉默，表示反对，他说：

　　“操纵比赛的难度太大，弄不好会使我们身败名裂，得不偿失。我自信不用这种极端的方法，我们也一样会赢取重利的。”

　　林氏集团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自有他们的道理。要知道，林氏并没有开设自己的盘口，而是直接引用英国威灵好的赔率，林氏与威灵好只是代理关系，威灵好在全世界有近百个像林氏集团那样的区域性代理商，他们可以直接采用威灵好的赔率机制，并且从威灵好获得直接的信息分享。同时，他们每年还要向威灵好支付特许费。林氏不是独立的盘口，而仅仅是威灵好旗下的一个分支，他不可能绕开威灵好而直接介入英格兰的联赛，如果那样做的话，他首先不可能避免自己的小盘面与威灵好的大盘面之间的直接冲突。况且，威灵好是英国首屈一指的大型赌博公司，对于英格兰足球的人脉关系，威灵好自身的能力恐怕就已经是无人可比，甚至可以说：英格兰联赛的每一个角落都渗透了威灵好近百年来逐步建立的、深厚的人脉网络。威灵好建立这些网络的目的正是为了防止发生场外因素对比赛的干扰，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发生，威灵好的嗅觉肯定比英国足总甚至英国警方还要灵敏和快速。

　　廖先生见林氏不肯附议，遂把目光停在了九师傅的脸上。他轻咳一声，言语平和地对九师傅说：

　　“九师傅在赌界的地位举足轻重，我们还是听听九师傅的高见吧。”

　　所有人的目光一下都望向了九师傅，目光中充满了期待。但见九师傅微微一笑，却是把我先介绍给了大家，随后说：

　　“这是我的高徒，入道虽然时日不长，却是颇有悟性和见地，让他说几句如何？”

　　这个提议，所有的人都感到突兀；我更是万想不到，受宠若惊。也许是初次参加这么大型的会议所致，我心跳如鼓，硬着头皮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我说：

　　“为了追求最大的利益和万无一失，廖先生提议无疑是大胆的,在我看来,也是大势所趋的。正如廖先生所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要主动出击。中国有句俗话，有钱能便鬼推磨，只要我们敢于出手，不吝钱财，操纵英格兰联赛又有何难？我相信，在巨大的财富面前，我们不这样做，自会有人这样做；我们现在不做，势之所然我们以后还是要做。这本不是什么做不做的问题，而是身系利害，我们不能不做啊。”

　　我的发言廖先生第一个拍手叫好。林氏集团的人虽没有赞许，竟也没有再出言反驳。九师傅笑吟吟地看着我，那神情显然是颇为满意。
　　1993年，在印尼几大赌球集团的直接参与下，香港和澳门的地下赌球事业在迅速崛起，这是两个对于赌业具有多年经验的地区，他们拥有更加庞大的赌博人口，拥有更加完善的管理体系，拥有更加先进的联络工具。他们的介入，一方面使得足球赌博行业在东南亚地区如虎添翼般地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各个赌球集团之间利益上的冲突。

　　除了最后封盘前突然杀入的“破坏性投注”之外，更多的是彼此之间在信息咨询方面  
针锋相对的较量。你说这支球队好，必然会有人在另外的报章上鼓吹另一支球队好，互相都摆出为赌民做全盘考虑的样子，但实际上彼此都很清楚，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进行虚张声势的误导。任何一场球在赛前都不可能有绝对的赢家，但在资料的掌握和把握上，赛前就已经肯定有一个大致的基础方向。为了一己私利而抛开所有事实的基础于不顾，拼命地强化自己的导向，这样的舆论方式已经在很多年以来成为报章上的主流，这势必使得各种推介本身就失去了平常心。

　　平常心的丧失直接导致了印尼和香港的地下赌球集团铤而走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地下赌球的危害性。印尼和香港当时的赌球集团都属于地下经营，都是彻头彻尾的非法赌球活动。这与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的赌球业者有着本质的不同。以马来西亚为例，赌球公司多数都是从以前的合法赌博公司转化而来的，即便是一时未能取得赌博牌照的公司，在地方上也都被各州的政府所允许，绝大多数赌博公司都一直照章纳税，所以赌博行业基本上是在一个合乎各州法规的、平和的环境中发展和竞争。马来西亚并没有全国统一的赌博行业管理体制，也没有全国统一的赌博牌照发放制度，一直以来都是各州自己按照自己的法规行事，有些州完全不允许赌博行业的存在，有些州只是不允许公开设赌，而有些州则完全开放赌博行业。允许开设赌博行业的州主要是看中赌业的巨额税收，州立机构需要依靠这些税收来维持公众开支以及建设费用。另外，在允许开设赌博行业的州中，各州还规定有一些比例不等的“抽彩”，这部分钱是各州拿来直接用于事先规定的公益事业。

　　在香港，只有香港马会属于政府允许的赌博机构，只有公立的赛马和6HC是法律允许的赌博项目。赌球活动在当时全部都属于非法，这就决定了香港的赌球活动必然存在急功近利的“捞一把就跑”的特性，根本就不存在循序渐进的行业发展可行性。

　　结果，这种赌庄之间的倾轧和排挤，最终导致了马来西亚传统赌业在森美兰的溃败，其中最大的受害者竟是九师傅。

　　　　森美兰岛上的赌球行业最初都是控制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和马来人手中，其中最主要的是华人中的客家人。由于有游客的庞大客源作后盾，各个赌庄都获利颇丰。

　　九师傅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踏足森美兰的赌业。后来在他离开林氏而自立门户的时候，正是在森美兰的收益为九师傅自己的事业奠定了基础。只不过当时赌球的风气还未盛行起来，九师傅在森美兰主要的业务还是销售马票。九师傅曾经向我夸耀：在1988年夏天旅游旺季的时候，森美兰的36家投注站中有27家是他开设的。我加盟九师傅旗下的时候，他把销售马票的业务拿出来与一个当地的米兰加保人家族合伙经营，在赌球业务上则自己全部保留了下来。他在森美兰州波德申的五家豪华酒店里都设有自己的独家档位，这五家档位都与酒吧一起经营，吸引了相当一部分欧洲游客的兴趣。

　　到了1991年，印尼的呈龙和晋鑫两家赌球集团开始在森美兰开设赌局。随后，香港的一家大型旅游公司直接与这两家印尼的赌球公司联合，从而开始了旅游公司与赌球公司“一条龙合作”的进程。这样一来，当地原有的赌球公司便陷入了被动，他们原来一直秉承的“等客上门”的做法，导致他们的客源从上游就被别人挖走了。

　　来自印尼的赌球公司非常精明，虽然是华人开设的公司，但在当地抛头露面的经理几乎都是雇用的印尼苏门答腊人。他们与当地的原住居民都出自苏门答腊，有着语言上和风俗习惯上的天然相通之处，这使得印尼的赌球公司很快就博得了当地赌球业者以及政府官员的好感。他们虽初来乍到，但实际上已经很快融入到当地的环境之中了。

　　九师傅对印尼人的做法非常气愤，令我惊异的是他竟没有象从前一样使用暴力，教我们上门砸场。他为此无奈他说：

　　“这帮家伙非比其他，他们不仅财大气粗，政府要员也被他们买通了，我是怕因小失大啊。”
　　他先后多次让那位与他合作经营赌马的苏门答腊人后裔去和印尼人商谈，以谋求各自在经营手法上有所退让。没想到他的这位合作伙伴不仅没有说服对方，反而逐渐与印尼人沆瀣一气，最终九师傅连原本稳固的大后方——赌马业务都不能自保。

　　如果同业之间的竞争仅仅是进行到这一步，尚可以算作是一种纯粹商业意义上的较量。但在这之后，一心想独霸森美兰市场的印尼赌球集团不惜采取了“非常手段”。这些“非常手段”主要是针对大马联赛中的一些热门比赛，他们自己开设与当地赌球公司完全一致的盘口，但一般都在初盘开出之后一两天就封盘，不再接受投注，然后投注大笔资金分散向其他当地赌球公司押注，最终通过收买关键人物，操纵比赛结果的方式来从其他赌球公司赢钱。七八场比赛过后，当地原有的赌球业者已损失惨重。

　　以九师傅在赌业中的地位，他对印尼人的这套把戏早就有所警觉。在吃亏上当一两次之后，他便看穿了其中的端倪。从此，只要印尼人一封盘，九师傅就紧跟着封盘。苏洛当时笑九师傅太傻，建议九师傅不要跟着印尼人封盘，而是变盘，变到跟当地其他盘口相反的盘面上去，这样就可以搭印尼人的顺风车，跟着他们一起赚钱。

　　九师傅听了苏洛的话暴跳如雷，我很少见到他发那么大的火，额头上的青筋清晰可见。他指着苏洛的鼻子，第一句话就直接骂道：“臭小子，我还用你教吗？”

　　苏洛一开始还嘻皮笑脸地插科打诨：“我是为你着想啊，森美兰的业务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又赚不到奖金。”

　　九师傅更加愤怒了：“你这是自作聪明！我们现在要做的，首先就是要跟那些印尼人不沾染任何关系。照你这样做，人们都把我们看作是那些印尼人的同伙了。”

　　苏洛不服气地说：“跟谁同伙有什么关系？事情又不是我们在背后搞的。”

　　九师傅说：“我是不想上印尼人的当，更不想让别人说三道四。”

　　苏洛说：“咱们这种行业？一切以利为先，这是你对我们的教导，什么时候在乎过别人呢？”

　　九师傅哑口无言。像苏洛这样口无遮拦的话语，我们并不是第一次在九师傅面前如此放肆。与九师傅相处已久，我们知道他不会太过于在意这样的争论。每次遇到这样的话题，他从来都是退避三舍，这次是他自己挑起了开头，也就不便继续发作。有时候我们觉得他简直就是顽冥不化，总是想找一些借口和托词把自己装扮得一本正经。但是，后来我总结九师傅和林氏这一辈赌业内老资格的行尊时，我发现他们在这一点上竟是如此地一致。这一行中的多数人都在心底里持有这样的感受：明明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处的行业本质就是绞尽脑汁与客人对赌，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赚取客人投注的金钱，但在表面上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装扮成正派商人的形象，总是说出一些道貌岸然的话来作幌子。只有我们这些在赌业内的人，才知道自己内心的虚伪和自卑。

　　苏洛从来不避讳自己在业内的种种奸诈、投机的现实，也很少把这种职业的行为放到道德的天平上去衡量。他比我活得洒脱，活得轻松，活得坦然。而我总是不自觉地就背负起道德的重负，用一种道德上的幻觉来安慰和麻醉自己。

　　森美兰的赌客绝大多数都出自游客，森美兰的赌球因此也与马来西亚其他地方不同，森美兰所采取的收注方式并不是“卜基制”，而是店面式。也就是说，主要面向的赌客并不是熟客，而是随机光顾的游客。只要打开店门，就必须接受赌客的下注。印尼赌球公司简单的几次冲击已经吓得当地不少赌球公司不敢再打开店门。不到半个月的工夫，当地原有的赌球业者已经纷纷关门大吉，或者转而只开设其他的赌博盘面，退出了足球赌博。

　　九师傅的赌档勉强维持着，他的一位兄弟在有一搭无一搭地帮他打理着，但已没有昔日的辉煌了。那些酒吧的生意还很红火，只不过赌球的项目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森美兰的赌球押注已经无法再维持一个单独的彩池，它只不过是他的槟城公司旗下一个不太起眼的分支。至此，森美兰的赌球业已经完全控制在印尼的赌球公司手上。

　　九师傅的退让，让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欺软怕硬，色厉内荏。他付出了如此代价，正应了中国那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古语，由此不难看出赌业倾轧和火拼的惨烈。

　　一次闲聊，我情不自禁地为九师傅的损失大呜不平，苏洛和辛加在一旁也煸风点火，发誓把森美兰的赌球业抢回来。我们发泄完了，九师傅却把话题一转，正色说：

　　“这毕竟是我们东南亚赌庄内部的事，我吃点小亏也无伤大雅。若是我们自相残杀。一味火拼，到头来只有两败俱伤，谁也玩不转了。此事休要再提。”

　　他把目光投向我，接着说：

　　“那天你在阿娃娜酒店的发言，你还记得吗？”

　　我马上来了兴趣，连忙点头。

　　九师傅沉吟片刻，重声道：

　　“不舍小利，焉能致大？我不与印尼正面冲突，就是不想因此影响这个大计划啊。我已决定派你去香港见廖先生，全面着手落实操纵英格兰联赛的事宜。”

　　事情过了这么长时间，九师傅才旧事重提，显然这不是他一时的冲动。想到如此重任在肩，我又是兴奋，又是惶恐。九师傅又单独和我交待了许多，第二天我便直飞香港。
　　九师傅的决定和我的到来，廖先生惊喜过望，他在香港最负盛名的维多利亚大酒店设宴为我洗尘，随后我们开始了秘密的磋商和策划。

　　在廖先生的嘴里，我知道了世界足坛竟有那么多俱乐部和球星都在暗中和赌球公司勾结，他们有的甚至直接参与赌球，重金下注买自己的球队输球，进而通过打假球来获取更多的钱财。


　　因为九师傅吩咐在先，我和廖先生讨论完所有的细节之后，我反复强调说：

　　“九师傅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合作的事，他不想让任何人知晓。也就是说，你们打前台，我们在幕后，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也只是你们自己的事了，这一点你们必须做到。”

　　廖先生意味深长地一笑，点头说：

　　“九师傅是东南亚赌庄的大佬，有什么事，我们是绝不会牵涉到他的。不过我还是请你转告他，干这种事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请他一万个放心好了。”

　　有了这个杀手锏，从此我们便在英格兰联赛上广作宣传。为了诱使更多的人买单下注，我们开出了让人眼红的让球和赔率，令赌客以为捡到了大便宜。不到一年时间，九师傅不仅赚了个盆盈钵满，在赌业上的名声更是响亮，他先前失去的森美兰阵地也一并夺回，印尼人被赶了出去。

　　这个时候，我们才不得不佩服九师傅的韬光养晦和老谋深算了。

　　这是一段难得的甜美时光。由于赌庄生意兴隆，财源广进，我常带上苏洛和辛加出外玩乐，享受怡保的美食更不在话下。

　　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在食物等方面同样表露无遗，汇集了中国、南北印度和马来本土民族的美食，使得各种风味的美食琳琅满目。怡保是食客的天堂，形形色色辛辣的马来食品、色香味俱全、种类繁多的中餐、南北印度风味美食以及越南与葡萄牙美食呈献你眼前。而人人喜爱的沙爹(Satay)、咖喱饭(NasiLemak)、干咖喱牛肉(Rendang)、印度煎面包(Roti Canai)、(Mutabak)、叻沙(Laksa)、鸡饭(Chicken Rice)、各式炒面炒饭(Fried Noodles)及西方美食应有尽有。

　　由于辛加是印度人后裔，而苏洛是马来人后裔，我比较喜欢带他们去品尝华人食物。从街边小摊子到酒店中菜馆，从小食到昂贵的酒席，不一而足，酿豆腐、虾面、炒猓条、咖喱面、清汤粉、薄饼、海南鸡饭、瓦煲鸡饭、馄饨面、香港点心、肉骨茶、槟城辣沙等，种类繁多。

　　苏洛的家族已经有两代人在怡保开设马来餐厅，所以他对于马来餐特别在行。马来餐的味道浓郁而富有辣味，因马来人喜欢将大量硬香料与湿香料揉合而成的配料及椰浆加入烹调中。与泰国有亲缘关系的吉兰丹(Kelantan)烹饪，则大量使用椰浆和白糖，因此味道较甜；而吉打(Kedah)的烹饪则较辣，这显然是受到南印度菜的影响，因印度人在数个世纪前曾在这里进行香料贸易的。马来人爱吃的美食之一是Nasi Lemak椰浆饭，是一种加椰浆煮成的饭，拌以江鱼仔、鱿鱼、鸡蛋、黄瓜和辣椒浆(Sambal)进食。东海岸有种广受欢迎的美食Nasi Dagang，则是以椰浆蒸煮的香粘糙米拌着金枪鱼咖喱吃的。另一种源自吉兰丹的饭食Nasi Kerabu则是拌着本地草药和咸鱼进食的。马来人设宴时，一定会有人人皆百吃不厌的沙爹(Satay)，沙爹其实是一种用香料腌制的鸡或牛肉烤肉串，放在炭火上烤熟，再拌以花生酱汁、饭团、黄瓜及洋葱进食。

　　辛加也曾经带我们去过特色的印度餐馆。与多数华人的观念相反，印度餐并非所有都是奇辣无比的。印度餐兼容并蓄地将各种香料派上用场，使菜肴具有强烈的味道；而餐后大多会有酸乳酪上桌，用意为调和食客的味觉。味道较温和的美食有Kurma(一种不辣的肉类咖喱)，以及Tandoori鸡(一种在黏土灶里烘烤的鸡肉)。一般而言，南印度餐较北印度及莫卧儿(Moghul)的菜式为辣，并以大量使用乳酪、肉类及面包为特色。印度回教餐更是不容错过，其备受欢迎的菜式有鱼头咖喱，Murtabak(一种拌香肉的薄煎饼)以及Mee goreng(炒面)。北印度食物中的查巴迪(capati)、打拜(tapai)、多屑(tosei)和香蕉饭也都让我们经常感到流连忘返。

　　九师傅每次回到怡保的时候也都会跟我们一起出去走街串巷寻找特色的美食。每次有他在场的聚餐则基本上都成了我们之间探讨业务的机会。九师傅经常借着眼前的美食引发出一些精辟的感慨，我们很多时候都能够在享受美食的同时碰撞出一些新的思路来。

　　一天，九师傅从槟城赶回和我们聚餐时，我发现他的神情有些异样。他不像往常那样有说有笑了，脸上布满了阴云。我和苏洛和辛加暗中交换了眼色，虽满腹狐疑，却没勇气冒然动问。

　　沉闷的聚餐很快就结束了，九师傅这会儿才对我们说：

　　“从现在起，停止英格兰联赛的交易。”

　　这个决定太突然了，以致我们都怀疑听错了。

　　九师傅看着我们茫然的目光，竟是苦笑了一声，后道：

　　“香港那边做得越来越明目张胆，那个廖先生更是张狂得很，我觉得他们早晚都会出事，眼下若不收手，到时就悔之晚矣！”

　　如此重大的决策，只有九师傅才能拍这个板。这么一来，意味着我们将要把别人送到手的钱推出不要，这在常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

　　和九师傅相处久了，我相信这一定又是九师傅的高明之举，所以保持沉默。苏洛自从上次因森美兰之事被训斥后，也收敛了许多。只有辛加这会急了，他口不择言地表示反对，还气鼓鼓地说：

　　“我们花费那么多钱财和精力，才操纵了英格兰联赛，眼下生意更火，若是这样轻言撒手，别人岂不是以为我们疯了？只要有大把的钱赚，我们还怕什么呢？”
　九师傅对辛加的话如若未闻，他只对我又交待一句：

　　“这个决定马上执行，并断绝和廖先生的一切联系。”

　　九师傅言罢即走，我们面面相觑，似是还未醒过神来。


　　后来发生的事再一次证明了九师傅的深谋远虑。

　　廖先生急于求成，他并不想花很多时间精力来建立和维持这样一个人际网络，他所想做的只不过是直截了当地狠赚一两笔，然后就溜之大吉。他采取了一种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手段：在比赛的下半场制造停电事件，从而使比赛不能进行，然后按照地下赌球一直以来所遵从的一项规则——下半场比赛中无论因何种原因导致比赛中断，均被视为不可预测的外力所干扰，当时的比分就算无效。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不利于自己的赛果取消，化险为夷。

　　事情是这样的：1999年4月。英格兰超级联赛查尔顿队在自己的主场——瓦莱体育场与利物浦队比赛。下半场第19分钟，场边四个灯架上的二264盏探照灯突然全部熄灭。经过现场察看，发现体育场的球场电力控制中心——第三号配电房被破坏，现场还有曾经爆炸过的痕迹。球场管理公司认为可疑，遂向英国警方报案。这已经是英国警方接到的第四宗有关在英超足球联赛比赛进行中，体育场的电力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的报案。以侦破刑事案件著称于世的“苏格兰场”在此之前已经介入了对此类事件的侦破工作。但是在此之前，他们一直将侦破的方向着眼于英国的足球流氓势力，一度猜测是足球流氓有意破坏的结果。但是这次，他们终于发现了球场保安公司内部人员参与作案的蛛丝马迹。在调查中，查尔顿队主场管理公司的保安部经理安迪·费什终于开口承认，几个亚洲人此前曾向他支付了2万英镑的贿赂，他则允许这三个亚洲人在比赛前一天溜进了球场，是这些亚洲人在配电室做了手脚，使得查尔顿队与利物浦队的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的时候，他们可以借助遥控装置引爆一个小型的爆炸系统，由此破坏了球场的照明电力系统，使得球场的灯光在经历了长达40分钟的检修之后依然无法恢复，于是主裁判宣布这场比赛被迫中断。

　　线索是明摆着的。很快，英国的警方也注意到了一个赌球行业中的技术细节：在英格兰赌球，如果一场足球比赛中途因故取消，押注者可以收回全部的赌注。也就是说，按照英国足球博彩的规则，当比赛结果向着不利于某些下注人的方向发展时，球场意外事故导致比赛取消恰恰可以保护这些下注人的利益，使他们免受损失。而在东南亚的那些地下赌球规则中，一切正好相反：只要比赛进入了下半场，即使比赛被迫取消，当时的比分就算是最终结果，对赌迷仍然有效。很显然，英超联赛“熄灯事件”的最大疑犯正是东南亚的地下赌球集团。

　　另外，英国足总还认为其他三场比赛中发生的突然停电事件也与这件事同出一辙，分别是：

　　1997年8月13日，德比郡队与温布尔登队的比赛，进行至56分钟灯光突然熄灭，检修时间为30分钟，球场管理公司在后来递交的报告说：三条主供电线路和一条备用供电线路完全被剪断，四处变压器被彻底损毁。

　　1997年11月3日，西汉姆联队与水晶宫队的比赛，这场比赛进行至65分钟时灯光突然熄灭，经过27分钟检修，宣告短时间内无法修复，比赛就此中断。

　　1997年12月22日，温布尔登队与阿森纳队的比赛，下半场开场仅十几秒钟，灯光就突然熄灭，经过26分钟检修无效，导致比赛取消。这次停电事件后来查明是配电室放置的一个小型炸弹爆炸所致，现场引发了火灾，虽然没有影响到看台，但是温布尔登队的主场至少蒙受了300万英镑的直接经济损失。

　　不久之后，香港的廖先生和另外两名马来西亚人被英国警方逮捕。警方指控他们就是在1997年在两场英超联赛中蓄意破坏球场照明设备的主犯。经过审问，这两人承认他们受雇于总部在亚洲的赌博集团。在当时由于灯光被破坏，这两场比赛都被迫提前结束了。据说这两次“熄灯事件”使印尼的两家赌球公司净赚了3亿英镑。

　　警方的发言人称：“有证据证明，他们分别在1997年11月3日西汉姆联队对水晶宫队以及同年12月22日温布尔登队对阿森纳队的比赛中对球场的照明设备进行破坏。”除了他们三人外，查尔顿队主场管理公司的保安部经理安迪·费什也一度被扣押，但最终被免予起诉，因为英国警方相信他“在事件发生之前并不知道这3个亚洲人的真实意图”。

　　一份英国警方的调查报告揭露了一个在马来西亚的赌博集团，报告指出：“在那里，每场英超比赛的比分都会被庄家投以重注，不仅在英格兰，在马来西亚也是一样，没有结束的比赛也同样可以进行赌博，在比赛过了半场之后，像球场灯光熄灭这样的情况都会左右大笔金钱的归属，英国足总向警方提供了这3场比赛在停电后的细节。众所周知，足球博彩在英国是合法的，这种&b%c*t(常是以彩票的形式卖给球迷，这种博彩的金额是受到限制的，在亚洲，足球赌博在许多国家被禁止，却不能阻止许多疯狂的赌徒，也同样吸引了众多拥有雄厚资金的庄家，他们对欧洲各大联赛的重要场次都开出各自的盘口，赌徒们疯狂地投注，一场比赛能决定大笔资金的去向，这个数目是惊人的。”


　　英国人把矛头完全指向了马来西亚的赌球业者，以林先生为首的大马赌球业者联盟曾经向英国足总递交了至少两份报告，详细地阐释了马来西亚赌球业者的立场，并清楚地说明了马来西亚业者与这些事件没有直接关联。英国足总看来并没有接受马来西亚业者的解释，在后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马来西亚赌球业者与英国赌球业者之间的往来被英国警方进行了监控，直到2001年3月，这种特殊的“待遇”才逐渐销声匿迹。

　　文森特在这段录像中很清晰地向格罗贝拉表明自己是一个亚洲赌博集团的代理人，如果格罗贝拉在比赛中控制结果，他将会支付更多报酬。